傅剑平展示傅连暲年在延安时的相片，后一张为傅连暲的侄女傅维钰，曾参加过南昌起义。朱彩云/摄
90多年前，24岁的傅连暲常常感到苦恼：“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变成了这样？”
年，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，医院任医师的傅连暲，带头签名通电反对英、日帝国主义。迫于反帝声势，医院院长离开了汀洲，31岁的傅连暲被推选为院长。
这个为教会工作的人自小听惯了博爱与友善，直到和红军接触，才发现“他们不只爱朋友和家庭，而且爱祖国和人民大众”。后来他放弃“饱食无虑”的生活，随军远行，成了最早为红军服务的医生，被称为“红色华佗”。他也喜欢上了在苏区的生活，“这种生活有民族的目的，而不是只为了谋生”。
从战争走向和平，傅连暲最热爱的还是当医生。年，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，医院收治了一群特殊病人，他们是经过汀州的头一批革命军，这多名伤员里就有徐特立和陈赓。
当时的徐特立50多岁，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起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。10年后傅连暲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，回忆与徐特立交谈后的心情，“很诧异，那年我33岁，可是自己有时竟想到：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”。徐特立的一句“50岁，正是干事业的时候”让他深受触动与启发。
实际上，太多的共产党人闯入了傅连暲的从医生活。
最早认识的闽西地下党负责人邓子恢告诉他：“不管你是医生还是什么人，不管你信仰基督教还是信佛，你首先必须明确：是一个中国人，对于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不能不管”。周恩来也给他讲医疗与政治、经济，政治同科学的关系。
从年开始，傅连暲接触的共产党员不下10人，其中包括罗化成、恽代英、陈赓、徐特立、谭震林、邓颖超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朱德等。
“我把这些为革命流血的伤员医好了，也把自己的苦恼医好了”。这个曾经一心想要医学救国的内科医生，开始觉得“眼前清楚多了”，也开始思索治病与救国的关系，到了年，甚至选择了随党和红军一起长征。
直到傅连暲去世多年，侄孙傅剑平才知道这位在北京当官的叔公有多么“历尽艰险”，母亲嘴里“瘦得像竹竿”的叔公居然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“我母亲见过叔公，一副传统文人的样子”。傅连暲的医科学生钟有煌曾这样描述老师：“文质彬彬，说话轻声轻语，做事轻手轻脚。”
长征出发那天，长子傅维光喊着“送爸爸上前线打仗”，傅连暲回答：“爸爸只会打针，还不会打仗呢。”
一些史料记载了傅医生初入红军队伍的境况。长征途中，一次部队行军在蜿蜒的山沟里，一架敌机突然就从两山中窜出来，一阵机关枪扫射。偷袭之快，连部队防空号都没来得及吹响。傅连暲就直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不知如何躲藏，还是周恩来赶来拉他躲进了小树林。“还习惯这种生活吗？”周恩来问道，傅连暲没有回答，只笑了笑。周恩来挥挥手，“会习惯的，谁也不是生来就会打仗”。
最终，周恩来说的“秀才当了兵，学会打冲锋”没在傅连暲身上实现，但这位身体瘦弱的医生还是学会了骑马，虽然钟有煌在回忆文章里说，“傅医生即使学会骑马，也是骑马水平最低的”。过雪山时为了抵御寒冷，这位患有胃病的南方人也和其他指战员一样，学会了吃辣椒。
长征路上，条件有限，傅连暲常常就地取材，治疗痢疾、疥疮、疟疾和腿部溃疡四大疾病，比如用子弹里的硝药止痛救急。
要随时诊治伤员，还要培训最早的一批红军医务人员，钟有煌后来撰文写到，很难想象，傅医生是如何走过长征的。傅剑平后来收集到的叔公文稿里记录，傅连暲在长征中“两次几乎丧命”。
其实傅连暲原有很多机会离开这次“死亡行军”。
“他当时每月有银元的收入，包括给人看病医院领的薪水，可以说全家的生活不成问题。”傅剑平说，长征开始前，有人主张送傅连暲回汀州，但张闻天来征求意见时，傅连暲还是说要跟着党一起走。
这一走就让傅连暲在革命军队里扎下了根，医院和自己的家产全部捐献给党和红军。年，58岁的傅连暲写下《我热爱自己的医生职业》，近30年的从医生涯中，他“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从未想过改行”。
在与外国记者交流时，傅连暲曾提到过草地时困苦的“40天40夜”，坦言当时医药人员和给养时常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，但经历过的那么多危险都比不上“过去国民党军队把我包围，把我的亲戚和学生杀死，指控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样危险”。
史料记载，年至年间，汀州作为游击战争的区域，在红军手中屡得屡失，傅连暲一直对双方伤病员“无所偏袒”。其间，他的堂弟、侄子、学生均被国民党捕获并杀害。傅连暲曾自述，“与我有密切关系的三人均被杀了，但令我感到安慰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坚定不屈英勇牺牲的”。
如今回想叔公，傅剑平对他最早的记忆还是年叔公寄来自己写的书，“让我们这一代思考该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，不虚度年华”。那段时期，傅连暲也撰文鼓励有志青年学医，说自己“当年的动机是为了个人利益，是革命改变了对医业的看法”，认为青年不应该从那种“轻松愉快”的想法出发来选择职业。
据傅剑平介绍，傅连暲的大女儿傅维莲和女婿陈炳辉均为红军医务人员，次子傅维康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，后为中医学院教授，医史博物馆馆长。
当年面临人生选择的傅剑平今年也已70多岁了，爱国和敬业是他认为的最重要的东西。“不管是医生、工人还是其他职业，做好该做的事，记住自己的国家”，就像他的叔公在31岁时听到的那段话一样。
本报福建长汀6月19日电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