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时卫生的重要性有多大关乎生死 [复制链接]

日常清洁为何至关重要？在抗战时期，我军官兵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核心是保持清洁和卫生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在战争期间，哪有时间这么做？但是，从年起，随着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施压逐渐增强，八路军几乎天天都在移动和战斗，连衣服都无法脱下来睡觉，更别提洗澡或洗衣服了。每人每日的饮食仅限于12两粗粮、3钱油和5钱盐，营养不良，热量不足，导致战士们平均体重仅为90多斤。身体虚弱导致抵抗力下降，在军队这种大规模集体生活中，一旦有疾病出现，传播的速度极快。疟疾、痢疾、肠炎和疥疮等疾病广泛流行，有些部队的发病率甚至高达80%-90%，单位因此变成了休养所，连队长医院的“院长”，虽然人数众多，但一到战斗就发现病号占了大多数。

同时，日军还在抗日根据地周围大量散布鼠疫和霍乱病菌，意图在民众中引发严重的传染病流行。因此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是否能够尽量减少生病，直接关系到能否持续抗战。

在抗日战争中，医疗资源极为缺乏，手术常在火线进行，勇气是必需的。与庞大的伤病治疗成本相比，若能在卫生预防上下更多功夫，将大大节省医疗资源。然而，在抗战初期，由于医务人员习惯于传统的治疗方式，他们对于卫生工作的重视不足，甚至有些消极。

在胶东军区，医院被批评整日只忙于治病，治愈一批又迎来新的病人，看似忙碌但效果有限。由于医务人员通常不易接受批评，胶东军区进行了统计：一个月内，某营的病号高达人，并且数量还在增加。尽管一周内治愈了人，这本应受到表彰，但实际上新的病号又增加了人，这样治疗与新增病号的数量几乎相等，对部队的战斗力并无实质改善，反而大量消耗了珍贵的药物和医疗资源。

显然，忽视预防、单靠治疗是行不通的，这种做法也不是根据地能够承受的。虽然医疗条件和卫生环境受限，但抗战期间，军队不仅面对客观困难，更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。

日常卫生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一个观念和习惯问题。如何让广大战士和民众理解并实践，从改善八路军官兵的卫生习惯着手，是一种有效的方法。然而，这一点对于战士来说并不易理解。当时，大部分八路军战士来自华北农村，他们的卫生习惯较差，比如不漱口、不洗脚、不洗澡，衣服脏兮兮的，有虱子也不处理。有些战士甚至将虱子视为荣耀，给它们起名为“光荣虫”，认为这是艰苦奋斗的表现。那个时候的华北山区，有些地方的人甚至自豪地说：“我一辈子只洗三次脸，出生时、结婚时和死时”。

新战士加入八路军后，对上级要求严格的卫生管理感到不适应，在背后抱怨：他们的牛从不洗脚或刷牙，也不见得生病。结果，他们偷偷倒掉洗脚水和漱口水——显然，仅凭直接要求战士改变习惯是困难的。幸运的是，由于敌人的缺点，新战士在与日军的战斗中显得更加积极，这使得我军干部很快改变了策略。

卫生宣传不再单纯从日常习惯出发，而是与“打鬼子”的军事行动紧密结合，强调卫生对战斗的帮助，从而影响战士。例如，在行军和作战中，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足部疲劳，因此部队规定在行军前要检查着装，每人保留一双合脚的鞋袜作为专用，并确保鞋袜半新不磨脚。过河后务必擦干脚部再行进，只要有机会，即便是三小时的中途休息，炊事班也会立即煮开水，供战士泡脚。行军前的餐食减少盐分，以防口渴，并严禁饮用冷水，在行军途中设有隐蔽的饮水站，提供开水或盐水以供补充，这一措施有效阻止了大部分胃肠病的发生。

在夏季行军时，每人分发一些咸菜以补充盐分，头部需要戴着由树枝编成的帽圈以防太阳直晒引起脱水，冬季行军禁止跑步以保护呼吸系统，每人分发一块生姜，寒冷时煮姜汤以抗寒。对于容易出现皮肤裂口的战士，分发一些猪油，必要时用热水洗脚并涂抹猪油，这可以大大减轻不适。通过这些基本而简单的预防措施，部队能有效防止行军中常见的足伤、冻伤、中暑和急性肠胃病。根据师的统计，大部分情况下，我军昼夜行军公里也不会造成人员减员。

在战争中，特别是游击战中，机动性等同于战斗力，能快速移动就能有效战斗。一旦战况不利，我军能迅速撤退，使敌人只能追赶。反之，当局势对我有利时，敌军则无法逃脱，只能气喘吁吁地投降，从而确保了胜利。战士们发现，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身体健康，就能在对抗敌人时获得巨大优势。这种认识一旦形成，后续的卫生工作就容易多了。毕竟，为了打败敌人，做出一些牺牲和保持卫生似乎也是可接受的。现在看来，八路军对战士们的日常生活规定，几乎像是在照顾幼儿园一样，堪称保姆级别的管理。例如，要求每天洗脸、洗脚，每晚刷牙、漱口，饭前洗手，定期剪指甲，定期理发，经常清洗衣物和晾晒被子及鞋袜，师年还规定洗手、洗脸要早晚各一次，不允许混用洗脸水，倡导使用饭碗倒水洗脸，每日必须使用牙刷刷牙，仅仅漱口是不够的；每次吃饭前都必须漱口，每周至少洗两次脚，即使是冬天也要求每周洗澡一次，夏天几乎每天都要洗澡，每7至10天剪指甲，每两周理一次头发，“管天管地还管到人的私人生活”，甚至连大便都要求“养成定时的习惯”。

管理如此严格，连睡眠也是重点管理对象。不仅要求保持每天八小时的充足睡眠，还规定了睡觉的姿势：冬天不准用被子盖头，夏天不准露宿以防感冒，更不准光着身子睡觉，还必须午睡。直到今天，重庆人仍然称午睡为“睡干部瞌睡”，这是早期南下干部带来的睡眠习惯，对当地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如果在房东家睡觉地方不够，也不准睡地板，可以通过睡门板来解决问题，这既可以防潮，也有利于通风，还能防止跳蚤咬。相应地，在老百姓家里睡觉之后，捆铺草、上门板，也成了我军的一项重要纪律。

那么吃饭的规定呢？也同样严格。年，晋察冀军区专门下达了一项细致的指令：禁止吃零食，吃肉类时也要注意，因为新战士加入前很少吃到肉，肠胃可能不适应，吃得太快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炎。过年吃完肉后，严禁喝冷水，晚上睡觉要盖好肚子以防受凉导致腹泻。至于素食，也有所讲究，不准吃生蔬菜，吃瓜果也要去皮。还特别强调要少吃或不吃辣椒等辛辣食物。尽管在八路军时代对辣椒的禁令实施得并不严格，在江西苏区，红军曾严禁吃辣椒，不管是团长还是师长，只要被发现偷吃辣椒，卫生员就有权直接端走他的饭碗——这种禁令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腹泻，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无奈之举。然而，考虑到我军中有不少来自湖南、江西、四川的士兵，没有辣椒的日子对他们而言无疑是极其单调乏味的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游击战大部分时间需要在群众家中借宿，与房东有广泛的接触，日伪军长期实施的三光政策对房屋和居住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，老百姓的卫生状况通常不理想。人畜尸体无法及时处理，粪便无法及时清理，导致蚊蝇大量繁殖，疾病传播风险增大。在日军看来，他们破坏后就离开，躲进县城或据点享受舒适生活，而留给抗日根据地的则是污浊的传染环境，这种战术无需使用武器就能致敌致命，显得格外狡猾。

为了打破这种阴谋，加强对宿营地卫生的管理成为必要。我军在这方面的规定非常详尽，要求宿营地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引入阳光，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房东大扫除，不允许放置食物和柴草，禁止随地吐痰，桌椅用具需要每天擦拭，每三天进行大清洁，宿营地周围的街道和院落也要求随时清理垃圾。由于牙刷难以购买，士兵们会使用猪鬃、马尾自制，或者用毛巾代替。洗澡困难时，可以用温水擦洗。夏天部队在河沟中洗浴，冬天则用大锅炖浴。由于缺乏牙膏和牙粉，将食盐炒干后研磨成粉末用于清洁牙齿。只要坚持正确的思想，总能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对厕所的管理。在民国时代，社会对军人的轻视部分原因是由于旧军队随地大小便的习惯。冯玉祥观察到，旧军队在营区内还好，一旦出动，如通过火车运输，每到一个车站，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车站或铁路上随地大小便，场面十分不堪，严重损害了民国军队的形象。因此，八路军在这一问题上格外注意，年，我军的厕所90%进行了改造，采用了当时在华北不太常见的坑式厕所，大多数厕所都加装了木盖。到年，我军进一步要求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改造或新建厕所，街道上的厕所一律填塞，并在村外重新开设新厕所，都加上木盖以减少苍蝇活动。与蒋介石严厉批评国军随地大小便的情况相比，我军的做法显著提升了卫生标准，也超过了一战时英、法军队大量使用的浅沟式厕所。此外，军队厕所和民众厕所也要分开，防止交叉感染，师规定，部队要自行挖厕所并加装木盖，经常撒石灰或紫灰进行消毒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传染。

这些细致的卫生工作为我军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好处，正如《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工作规章》所指出的，“内务的清洁整齐与否，直接可以反映出部队的紧张和散漫现象”。随着“八路军，讲卫生”的形象逐步深入人心，罗瑞卿敏锐地发现，由于八路军每到一地都会彻底清理驻地周围的环境，使得驻地总是保持干净，“因而能到处得到农民的欢迎”。年后，群众甚至可以通过这一点来辨别敌我：每到一个地方就修厕所、打扫卫生、组织官兵洗脸刷牙、干干净净的肯定是子弟兵，而那些随地大小便、营区肮脏无比的，要么是伪军、要么是国军。连当过伪军的解放战士都说：“八路军这里发这发那，要我们讲卫生，我们还不好好讲？在投降前，那里和猪一样，谁管！”